从窗口望出去，视线的尽头是一个山谷。山谷中间，灰色而模糊的，有一角小小的海平面。感觉上，这个海平面比地平线高出许多，悬浮在空中，像是马格利特超现实的画。偶有货船开来，很久之后再看，它还在画面中。

黄灿然被书合围起来的写字台就在窗边。他只在夏天阳光最猛烈的时候拉上窗帘，一般的日子，他要在这一览无余之中，开始每天的翻译工作。

但是这一天，他没闲心看画了。

“爸爸绝对是我碰到过的最多动症的客人。”黄钟说。

看到女儿打开工具箱，拿出带电带尖头的设备，黄灿然就有点慌了。“哇哇哇！”、“能不能停一下”、“我要放弃了”、“为什么要受这种苦啊”……针扎下去之后，他果然控制不住地叫出了声，而且总下意识地要把腿缩回来。

黄钟十分镇定，完全没有要停手的意思。

五分钟之后，黄灿然也找到了对抗疼痛的方式，他沉默了，额头冒汗、双眼紧闭、双手交握捂住嘴，让思维跟着针尖运动。要完成这个文身，这是他了解女儿的机会。

一

楼下有人在喊。黄灿然走到阳台上，看到一个身影拖着行李走到岔口，竟然没有认出那是黄钟。“左转，”他挥手指示她，“这个门可以直接拉开，对，上五楼。”

“老豆！”直到她走到家门口，用粤语叫了声爸爸。“是你啊，你怎么会来。”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激动的样子。

他后来解释，因为眼镜度数只够看电脑，他分辨不出远处的人。又因为正好可以谢绝看电影等娱乐活动的邀约，也就不再另配了。

女儿会来洞背村完全是个意外。黄灿然本想带她喝粥，海鲜粥是他招待头回进村的客人的惯例，可黄钟想吃肉，于是他们在一个被村民们称作“阿峰家”的饭店点了沙姜鸡。

父女团聚的晚饭，呼朋唤友的，很快就坐满了一桌。每新加入一个人，他都郑重介绍，“这是我女儿”，接着把“被算计”的来龙去脉讲一遍：“他们骗我，只说有个记者要来采访，进了门我才发现是她。”“亲爹。”女儿嚼着鸡在一旁补刀。类似的对话在那天晚上重复了不下七次。

黄灿然搬到隶属深圳大鹏新区的洞背村三年了，期间黄钟辗转宁波、北京奋斗她的文身事业，现在暂居上海，从没去过爸爸住的地方。逢年过节他们在香港见面，黄灿然作为翻译为布罗茨基的评论集《小于一》做宣传时，他们趁机在上海碰了个头。

黄钟对诗歌没兴趣，爸爸的诗，只看过写她的和写她妈妈的。她习惯了大城市，无法忍受村里安静而封闭的生活。“太他妈远了，在这儿我只能待两天。”

二

三年来，没有客人叨扰的时候，黄灿然的作息是这样的：早上六七点起床，夏天可能提早到五点，喝咖啡、吃早餐，做翻译直到中午，午饭后睡个午觉，下午出去运动，如果工作不多，晚上就可以看书、听音乐。翻译任务繁重的时候他不写诗，写诗是完全不同的状态，他始终期待着，诗找上门了，就写下来。

早餐很重要，常常是一大份加了大量芝士的意面，因为翻译是脑力和体力的双重消耗，即便主食是别的，他也会切一堆芝士佐餐。在他心里，芝士和牛排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。

咖啡的消耗量更大，一天五六杯很正常。朋友、邻居和读者都知道黄老师爱喝咖啡，所以家里从不缺好豆子，但他一视同仁全用泡茶的飘逸杯冲，滤纸都懒得放，拿刚烧开的水一股脑儿淋下去。“哪有时间弄那些瓶瓶罐罐，实际上速溶最适合我，立马泡完又可以继续工作。”有时候邻居看不下去，把手冲工具搬过来在他面前现场演示，他喝一口，又说，“啊，真是好喝。”

下午的散步路线，短至一小时，长至六小时，土路、山路、绿道，折返的、兜圈的，他全都摸索掌握了，起码可以一星期不重样。在洞背的生活状态，有点像回到小时候：“我们那边，草木植被地形和这里差不多，和香港也差不多，沿海公路窄窄的，两边是山和树林。”

小时候，远远看到一个山头，就想爬上去，看到很大的石头，就要站上去回望刚才待的地方，树林里鸟兽的巢穴，也都打探得清清楚楚。如今他重新注意到了这些东西，臭屁虫何时产卵、壁虎藏在哪个角落、睡前如何有效驱赶蚊虫、怎么让脾气不好的土狗停止狂吠……它们可能会出现在一本叫《洞背集》的诗集里。

黄钟到的那天，南方的“回南天”刚刚开始，清晨大雾封山，下午房间的地板就泛出了水。雨下下停停，不宜进山，黄灿然决定带着她走一条耗时最少但又具代表性的路线，一条被茂盛的芭蕉叶包裹的小路。“我怎么觉得这个场景似曾相识。”黄钟说。

“因为这在你爸的基因里面，我从小就走这样的路。”

三

黄灿然说自己祖籍福建泉州，实际上，他的出生地离泉州，以前要坐半天的公共汽车，现在也要一两个小时车程。按当时的称呼，那里叫做“罗溪公社钟山大队晏田生产队”。

“晏田是一个高山里的村子，四面环山，只有十六户人家，小时候已能感到生活在半空中，……也即：外面的世界意味着下面的世界。”他在年的“新诗”丛刊版《奇迹集》附录里这样写。不过他的生活，他回忆起来也觉得幸运，倒几乎是一路挣扎向上的。

八九岁的时候，黄灿然已感到把晏田的自然风光玩透看厌了，沉闷随之袭来。“那种沉闷……”他举了个例子，“有一次过‘佛生日’，也就是自己村里崇拜的偶像的生日，我们村的偶像是杨太师，那是很大的事情，比过年还大，亲戚朋友都要来的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来了好多人，很多和我年龄差不多，他们一走，我就哭了。”

长到十三四岁，父亲申请过海去香港当工人，十五岁时，黄灿然和两个姐姐也跟着移居，全家都在位于观塘的制衣厂打工。当年住的铁皮屋就在马路边，比贫民窟还贫民窟，好多人挤一间，连张像样的床也没有。但是在香港，他接触到了新文学，进而接触到了外国文学，一旦有书读，那种沉闷便永远离他而去了。

然而香港对黄钟来说却并非美丽新世界。她在那里长大，读一所全港重点私立小学，努力做一个不犯错的孩子，参加合唱团、朗诵团、篮球队，可是因为成绩不够好，还是时常感到被老师区别对待。“老师嫌弃的眼神，可能对当时的我来说是很大的心理创伤，所以到中学我就疯了，把创伤以一种很不好的方式全部释放出来了。”

四

“我讨厌那些打工诗歌，要么对底层生活一无所知，要么把它当成炫耀的资本。”工厂的生活，黄灿然几乎没有写进诗里。

他的诗描写日常的温暖和琐碎、灵魂的欢欣和困顿，但没有那种令人难堪、使人显得卑劣的情绪，他将曾经“不可能再往下”的生活，隐藏在亲切的文字背后坚硬的底色里。

“男人们都一样，开工、放工，领了工资不是赌就是嫖，无论是工人还是老板，每个人都有很大的难处，也有他们很简单的快乐。”他说他从来不嫖，但偶尔和大家一起去赌，输输赢赢的，并不放在心上。

实际上，那时候制造业需求大，做工人比做文员赚得多，后来他到广州读大学，暑假还是会回香港打工，“都不用干满整个假期，就有几千块，所以在同学中算是有钱”。这些钱他大都拿来买书，每周两次，周二周五，坐公车去“书店一条街”北京路采购。

如果不是喜欢读书，他也会像他的父母和姐姐一样，做一名普普通通的工人，当香港的制造业转移到大陆，没工开了，就去当货车司机，或者在住贫民窟时变成黑社会，“挣扎求存但是生机勃勃”；他会遵守简单而有效的道德标准，不懂得教育子女，却对他们很严厉，“成绩不好就打骂，一放假就让他们到工厂帮忙，他们也一样会很有出息，读大学，勤快工作，孝顺父母”。

可是读书让他很早就认识到，人是平等的，并不是物质上的平等，而是任何人都是苦的，躲不过人生的喜怒哀乐。这个观点到现在也没变。

后来，黄灿然读夜校、学英语，25岁有了女儿，26岁从暨南大学新闻系毕业，九十年代初入职香港《大公报》国际新闻部，生活发生了巨大转变。已成为办公室职员的他有一天读到企鹅出版社的高尔基作品英译本，发出由衷的感叹，“好真实啊”：“中国作家总是以为底层人和自己一样无知，但在高尔基笔下，穷人会仰望星空，问我为什么活着。”

五

从初中到高中，黄钟变成了最不让人省心的那种小孩，抑郁、离家出走，青春期少女可能会做的极端事，她几乎都做了个遍。高中里她有个很好的朋友，两人经常一块儿闹事，学校下“通缉令”，你们俩只能留一个。她二话没说就走了。“爸爸也想让我回福建读书，换个环境。走了也是好事，就开始变好了。”

父女分隔两地，黄灿然特意选了一些有关情绪管理的英文书，类似“种让你快乐的方式”这样的，让黄钟每周翻译一两篇，翻译好了，他周末打长途电话给她讲解。既提高了英语水平，又无形中纾解了情绪，一举两得。后来她进入爸爸的母校暨南大学读书，就俨然是个好学生了。

青少年时代，黄灿然也有自杀倾向，觉得自己活不过四十岁。

在所处的环境中算是个异类，生活上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，心态很不好。

到了二十七八岁，日夜颠倒的日报编辑工作加上混乱的饮食，作为一个年轻人的能量差不多消耗殆尽，他生了一场漫长的病。走在路上会突然心跳加速、手心出汗，连恐高症都加剧了，光是想象身处高处便会眼前发黑，感觉随时有生命危险，然而却检查不出确切病因。“以前是精神问题，疾病落实到肉体之后，就想抢救生命了。”

从此他开始注意身体，总结了一套可能只适用于他自己的养生法则，比如吃牛排、喝热水、夏天也穿着厚毛袜，并把它灌输给所有他关心的人。

病好了之后，下半辈子像是捡来的，很多事情就慢慢想开了。所以，尽管女儿的精神危机来得比他早得多也强烈得多，做爸爸的却没有表现出任何慌乱。

六

黄钟回想起青春期干的那些荒唐事，觉得爸爸最厉害的地方，是完全不在她面前表露任何情绪，“妈妈生气了会打我，爸爸从来不动声色，我跟他说任何事，哪怕是对一般家庭来说很大的事，他往往就回一句，噢”。

“你就不想知道一下详情吗？”黄钟记得有一次，她告诉爸爸自己和交往七年的女朋友分手了，他仅仅表示，知道了。“这是你自己的事情，你处理好就好了。”

诗人的好处是，他见怪不怪了。诗里什么没有。而且他有一个体会，“自己的小孩出现什么问题，就很容易发现好多别人的小孩也一样，我的孩子只是千千万万中的一个。”

他对女儿的惟一忠告，写在她出生前的一首诗里：切勿写诗，这是父亲惟一的忠告/坏诗糟蹋艺术，好诗为诗所误。

“我都已经是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了，一般来说人都不希望自己小孩再干这种事情，因为知道好苦，还不光是苦的问题，即便你苦了，要有所成就也是很困难的。反正一个家庭里面已经贡献出一个了，那你享受生活就可以了，如果你又能找到自己喜欢干的事，那我就更放心了。”

只有通过去做喜欢的事，才能了解自己和世界，“任何人都应该有机会知道世界是什么样的，不能不明不白就这样完蛋了”。黄灿然的另一层考量是，女儿小时候跟妈妈在一起时间多，父女感情自然比较疏离，“她只有通过去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才有可能了解她爸爸”。

因此，当黄钟在鲗鱼涌不到40坪小房子里告诉他，想辞掉广告公司的工作，去内地学习文身时，他立刻就同意了。

七

年夏天，黄灿然和分居多年的妻子离婚，卖了房子分了家产，和黄钟租住在比原先小很多，而且没有电梯的房子里。

“以为住唐楼很浪漫，结果一点都不浪漫，房租一万，烟要两千，我收入大概两万。不用给女儿钱，但她也没钱给我。这时候开始觉得，没道理啊，8小时工作，夜班，还负担不起基本开销，就想离开了。”他本打算在年7月辞职，结果《大公报》3月开始要求他不光做翻译，还要写文章。“我一个字也不想写，立刻辞职，4月2号辞职，5月1号走人。”

刚好深圳那边也有伏笔。年初，黄灿然和好几个朋友，包括诗人孙文波、凌越、陈东东，还有旧天堂书店的丁路和介词，一起去洞背村玩了一趟。当天就有好几个人想要在那儿租房子了。孙文波动作最快。辞职后，黄灿然去借住了三个晚上，仍然觉得很好，就决定了。于是开始蚂蚁搬家，小件家当就自己从深圳湾带过关，住在蛇口的丁路开车去接，他把东西堆到车后座，再回香港。

书是最麻烦的，处理掉一批之后，还有八十箱要拉到村里。丁路劝他，工程量那么大，要不要住一阵再决定。他说，直接搬，不做这种尝试的事情。

洞背村不是真的穷乡僻壤，空气不错、房租低廉、离香港又近，住在这里是很多人都可以做到的。“你们也可以，”黄灿然说，“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一无所有。”离婚了、孩子长大了、没有家庭责任了、没有单位了，唯一的翻译工作赚得太少，纯粹是为读者，“化到精神上，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考虑自己了，反而达到了逍遥”。

黄钟差不多也是五月离开香港的。“人有惯性，总觉得要给小孩提供住的地方，直到她要走。如果她不走，我可能也决定不了”。

在什么状态，就会为这种状态辩护，黄灿然称之为人的向心力。“在工厂我也觉得很好啊，做《大公报》也感到很不错，而现在《大公报》好像已经远得不可思议了，因为洞背村的生活也很快固定下来。除非有特殊机会，离心力发生作用，你很难反思原来的东西。”这条经验用在写作上十分有效，写东西的时候，如果纠缠不清，解决不了又不满意，不知道这段话这个字要不要删，“很简单，就把它删掉”。看看最后能留下什么。

就像他有一天想明白了写诗毫无意义，可是在毫无意义之中，如果还有诗产生并被写下来，那必然有它的意义，“于是真诗便来找我了”。

八

“你后悔过离婚吗？”在洞背的第二个晚上黄钟突然问。

她以前不爱喝咖啡，现在可以和爸爸对饮；为了不向爸爸要钱，她全年无休，假期就去其他城市接零活；她看起来很酷，全身可见的地方几乎只有脸和脖子上没文身，但她也怕冷，十几度的天气，垮裤里还有一条秋裤。

当她意识到，自己连投入在喜欢的事情中的状态和也爸爸那么像，就不免担心，如果离婚独居算是感情的失败，自己会不会也终将面临同样的失败。而她与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，她尚未与自己的不安全感和解，做不到同时接受全盘的付出和彻底的失去。“负我心者，万死不赦；许我情者，一生不悔。”她把这句话和女朋友的头像都纹在了手臂上。

“不后悔。”

离婚之后，黄灿然又有过两段感情，但都没有走下去。

人为什么需要陪伴，这个问题他在二十几岁就想透了，无非和自我有关、和不安全感有关。想透了他就消极了。“比如我选择了一种生活，做一个诗人，这种生活在普通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，太危险了。而你搞定了，那就表示你把作为一个普通人的需求降到了最低。你的冒险同时也是你的胜利。

”但爱情是另一回事，是不可避免的，就像从山村到工厂到报社再回到山村，命运的走向不可避免。“不可避免意味着，有一种神秘的因素，令你在那个情况下，什么话都敢说、什么事都敢做，不可避免是很少的，是你所有的勇气。哪怕差一点点，这个机会就失去了。”

“我现在有点了解爸爸了，而且觉得自己一直在走他走过的路。”黄钟说。

九

给黄灿然文身这件极具仪式感的事情，黄钟想了很久了。

年底，她选了一张爸爸的肖像，请同事把它纹在自己的右腹上，这几乎是文身最疼的部位，扛不住，断断续续花了大半年才完成。她还想把妈妈纹在左腹，因为家人要放在最致命的地方。“特别是在我离开香港独自生活了以后，就会有这种感觉，回想起来，还是有家的好。”

做文身之后，黄钟周围都是年纪比她小的人，连老板都是90后。她以前自认学东西快，但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，起步太晚，总觉得比别人慢。这时候，20岁高龄才开始自学英语，最终成为翻译家的爸爸，便是最有说服力的鼓励。

他以实际行动支持女儿，送她英文文身书，鼓励她开设自己的文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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